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

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

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

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 (修改稿)
    (1900---2000) 
    
    神啊,你曾试验我们,熬炼我们,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,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。我们经过水火,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,(诗篇66:10—12)这段短短的经文 明确的告诉我们 ,原来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难,不仅是 神的安排,而且是要藉着这种种熬炼把我们带进丰富之地。哈利路亚 ! 根据大家的意见,我们以多年前的那份《当代大陆教会大事略》为大纲,结合近二十年的事实、作了一孔之见的修改补充,但由于前几十年信息严重封锁,个人所知仅是大海中的点滴,无法了解全面情况,因此必然是挂一漏万甚至于是偏听偏信,错误之处可能难免。2000年以来进入网络时代情况有所改变,大量资料来不及整理,所以这次并未讨论2000年以来至今的情况,只好留待下次另文讨论补充了。为了不负您们的急需和要求,只能先抛砖引玉勉强作为众教会的参考,更等待您们的宝贵意见和参与。倘若内容中有令人感到不敬或者与史实不符之处,请在基督里指正包容,诚心所愿。 
   2, 1951年2月起,教会所办的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医院、孤儿院社会关怀等及一切教会的产业全部被充公,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大学及医院:燕京、圣约翰、东吴、岭南、华西、金陵、之江、齐鲁、湘雅等,在短短几天中全部收归国有。 
   一、 基本上的信仰自由期:1900-1949 
    主要特点:社会上大变动战火连绵---辛亥革命成功,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,军阀混战,日本侵略,国共内战。教会相对而言部分受到一定的影响。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方面,近两百年来基本上是以西方差会和西方宣教士的工作为主导,但在教会的建立发展方面,虽然基本上是相同的时期,却执行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线: 
    一条是《“戴得生路线”》为主。 
   以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为目标,面向千万大众,内地和中小城市及农村,建立了“中国内地会”小型聚会体系,虽然1949年前后被迫撤离,但在中国教会近代史上却具有深远地意义。然而现今迁移到海外三十年来改名后的海外基督使团OMF在大陆的事工上,虽然说是延续 戴德生牧师 的“内地会”, 但早已不再是本来广传福音的路线,而是以 文化交流,扶贫,医疗等社会关怀 为主了。 
    另一条是《“李提摩太路线”》为主。 
    宗旨是强调关怀社会和文化使命,主要路线是结交当时的官府和有钱有权势的人,为起到“名人效应”的果效,发展教育、医疗、福利和慈善事业为主。西方各差会在华人数1947年前后达到高峰,最多时约有6000人,代表着130多个差会,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到和福音几乎无关的所谓“预备工作--- 松土工程”中被浪费,其流毒深远令人扼腕! 中国许多最著名的大学及医院等,几乎无例外的都是西方差会建立的,有据可查一百多年来建立了38所大学,251所中学,62所神学院,300个医院,58所慈善机构 (孤儿院,育婴院等),小学不计其数,大学人数以万计,中小学人数近100万人。 虽然教会培养了那么多人才,但教会学校中真正信主的人数却相当少,参与教会事奉的恐怕更是十分稀少,无法和投入的资源相比。反倒是后来许多拆毁教会的骨干分子多出自教会学校,典型之例:专以搞青年文化娱乐活动为主的“基督教青年会”成了许多混入教会而别有用心之人,及地下D的保护伞,著名的三自领导:吴耀宗,李储文,丁光训,刘良模,汪维藩,邓裕志,沈德溶等一小撮“海归派”,全部都是当年海外教会培养出来的(精英),对教会的搅扰和破坏遗害无穷!本该先为后师作为鉴戒才是,只可惜海外教会可能至今未能从中吸取教训。 
    名副其实 自立 自养 自传真正三自本土化的教会,相比海外来建立起来的很少,而且处于从属的地位,仅有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如下: 
   1.耶稣家庭:1921年由敬奠瀛长老等发起,以山东泰安马庄为“老家”,扩展到北方为主的多处城乡尤其是农村,1949年前发展共有约130处“小家”,会众数以万计。就是形成著名的三十年代《山东大复兴》的主力(只可惜缺乏真理根基的装备,受到灵恩运动的影响较大,往往经常说所谓的“方言”,甚至天天彼此又说又解释所谓的“异梦异象”成为常态)。虽然1952年后被强行解散,但那些分散到各地的圣徒却像种子一样,把福音撒在大江以北阴山内外,前不久安息主怀的主仆李天恩老弟兄,就是童年时期在他们中间学习主及使徒的脚踪之一,而走遍北方为主的乡城。 
   2.真耶稣教会:1917年由魏保罗父子发起。以北京为基地主要工作在北方地区,后来渐渐扩展到大江南北,1949年前后扩及台湾,东南亚一带,虽然1952年被强制取缔,但是早已扩展到海外和灵恩派一脉相承,1949年前会众就已经超过万计,因为缺乏真理的装备后来完全滑入异端。
    3.聚会处(小群): 1922年由倪柝声弟兄及王 载,王 峙两兄弟等为主发起的(后来由于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)。 以福州,上海为基地,以反宗派为口号,却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宗派体系,推行到全国各个沿海地区,1949年前后扩展到香港,台湾北美等地,是以强调妇女蒙头(被其他教会称为“蒙头派” ),顺服“走在前面弟兄”的权柄, 否定专职教牧制度,排他性极强,强调“一地一会”等,是他们的特点,(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,就是他们自己才是真正教会,除他们以外其余的教会不是“宗派“”就是“半路凉亭”,都达不到他们认为“教会”的标准,所以常常到别的教会去“拉羊”併吞到自己的教会中来,造成教会的分裂),目前除三自外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派。 
    4,灵粮世界:由赵世光牧师等发起,以上海为基地扩展到江浙一带,直到1949年前后,才转向香港,台湾及欧美,赵牧师安息后,该体系基本上瓦解,名存实亡各自为政。主要的倒成为灵恩派,当前以周神助领导的台北灵粮堂,美国加州刘 彤牧师领导的“生命河灵粮堂”最具影响力。 
   5,大学生(联盟)团契”:由赵君影牧师于力工牧师,(三年前安息主怀)等发起,郑惠端等参与,主要面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,50年代初期留在大陆的圣徒,大多成了为主受苦的美好见证人,赵牧师后来在海外发展成为规模不大的“中华归主”教会体系,边云波弟兄等老当益壮鞠躬尽瘁仍然在服侍着教会。 
   6.“奋兴运动”:以宋尚节牧师计志文牧师,沈保罗牧师等人为代表,在全国各处点燃奋兴之火,直烧到东南亚地区,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影响最深远的大复兴。 
   7.基要派:以王明道前辈为代表,1927年创立了“灵食季刊”,把基要真理传遍神州大地,强调圣徒应当过圣洁人生,因为 神是圣洁的。在当时的新神学派(社会福音派即不信派)大肆泛滥之时,高举圣经真理加以抵挡,尤其在1949年后,成为当代教会抵挡耶西别大淫妇 三自会 的灯塔和中流砥柱,林献羔 袁相忱 谢模善(他们现在都已安息主怀) 等千万忠仆们,前仆后继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上! 中国教会在1949年前,有据可查的总人数不足百万约83—84万左右。 
    自由期的重大事件: 
    1、以狄考文等为代表,由西方各宗派差会选拔精通中文的宣教士,先后参与的28人组成“圣经翻译委员会”,经过27年的努力,终于在1919年出版了中文“和合本圣经”,虽然也存在某些瑕疵,但和其后的许多中文译本相比较,至今仍然被广大教会接纳而具权威性的译本(近年来由鲍会园牧师主编,“环球圣经公会”出版发行的中文《圣经新译本》主要根据原文,所以很有参考价值)。
    2、1919年,以教会创办的 “燕京大学”(北京大学的前身) 为代表发起的 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,风靡全国,主张“要科学,要文化,”。 以李大钊等地下D为代表乘机发起了,不要上帝的“非基督教运动”(反基督教运动)捏造谎言“中国基督教都是帝国主义的产物”,历史证明早在唐朝以前基督教已经传到华夏大地了,那么为什么基督教虽几次都是昙花一现呢?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拜惯了偶像,强烈排斥基督信仰,虽然反基督教运动只持续到了1927年,但是影响深远其流毒直到现在。 
    3、1948年,新中国建立以前,吴耀宗、刘良模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专程从美国绕道返国,被当局指定为“基督教”代表,参加在张家口举行的“政治协商筹备会议”(政协)正式开始了以吴耀宗为代表的“前三自时期”,(该筹备会全国只有五名宗教界代表参加,其中基督教就占了五分之二,足见当局对基督教的高度重视。) 
    4 、1948年3月6日 又12月18日,“天风”先后登载 协进会WCC“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”“致全国信徒书”,公开号召众教会配合解放战争“倒蒋迎毛”。 
    5、 由于1948年前后 信义宗神学院,博道会广州神学院,宣道会建道神学院 等极少数外迁往香港师生而得以幸免遇难。著名的设在上海江湾的 中华神学院(当时师生约150人,占地约150亩,是国内最具规模的神学院)但在院长 毕路得教士的领导下原地不动(据她说“异梦”中见到云柱火柱 原地不动,於是下令神学院原地不动,),不久就被充公,师生均遭整肃(地下D例外)哀哉,名望人所谓的“异梦异象”真是害人不浅!至于外迁到香港后的神学院,后来倒向三自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。
    6、 1949年前许多圣徒及传道人计志文,于力工,沈保罗,赵世光,赵君影,鲍会园,赵忠辉,吴乃恭,吴明节,曾霖芳,陈则信,(李常受地方教会倪柝声亲自指定的接班人——异端呼喊派的创始人)等少数人移居海外,形成日后重要的“以外支内”之势。 
    二、 苦难期:1949-1958
   主要特点: 
    他手里拿着簸箕,要扬净他的场,把麦子收在仓里,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(马太福音 3:12)。 原来风浪都是 神亲自藉着人的手扬净祂的场,洁净祂自己的教会 ,使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被切断,为的使教会不再依靠人,单单仰望 神。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封闭起来“关起门来打狗”,西方差会被迫撤离,教会面临空前的大逼迫。 
    1、 1950年5月2日,6日、13日政务院(后来改名为 国务院)总理周恩来,三次召见吴耀宗等19人,彻夜密谈建立名义上的自主、自养和自传的“三自”组织(盗用1949年前自立 自养 自传的名义,实际上是由D自主,由 D作主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和组织,正是 “假变真时真也假”),以配合当局的专政及当时的抗美援朝运动,也就确立了新政权领导下长期以来的“基督教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的大原则大方向。 吴耀宗等人按照当局指示,很快发起了所谓的“和平签名运动”及起草“三自宣言”。
   1950年7月28日及9月23日 ,由人民日报向全国发表了和平签名的名单,和《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》—也简称《三自宣言》,耶稣家庭便首先积极响应,首次和平签名人数耶稣家庭占总数的40%以上。小群的领袖倪柝声弟兄为了表明支持,还撰文表示决心“我是怎样转过来的”公开发表在三自机关刊物“天风”,1951年3月17日。并率所属众教会集体参加了三自(至于当时及后来“小群”中少部分人拒绝参加及退出,则是后话了,近年又有传说“小群是三进三出三自会的”,不知道根据何在?尚请知情人补充才好)
   3、1951年4月16至21日,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开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》各团体代表154人参加,甚至于和美国没有关系的倪柝声、敬奠瀛也参加了。虽然也曾通知邀请甚至于差派北京 ”“小群”闫迦勒,陈崇桂通话,以后“教会五老”又亲自登门“拜访”出面邀请王明道参加,竟被王明道拒绝接见。
    4、 在D的领导下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”的政策, 有形的教会消失了,大批坚守圣经真理的圣徒和 神的仆人使女们被关、管、杀,从1950年6月到1953年12月短短三年半中,有据可查的就有超过一万多名为主殉道,被判刑和“劳改”“管制”的超过6万多人,后来,据报在1957年整风、反右运动中被杀的就超过2000多人,但从一贯的信息封锁“内外有别”的政策可以知道,实际数字远不止此(《值得参考的是近代被公开的资料摘录如下: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当局发出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,整风运动随后展开。六月,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,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基本结束。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,当局扩大会议上宣布: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,定性为:右派集团22,071个;右倾集团17,433个;反D集团4,127个;定为右派分子3,178,473人;列为中右1,437,562人。其实,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。据当时在当局身居要职的李锐老先生的《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》(发表在《炎黄春秋》2008年第7期上)一文披露,“此外,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 ‘右派’,估计人数也达50万;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‘右派’,于是他们被戴上‘坏分子’或其他帽子,境遇同样悲惨”。
   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,全被送去劳动改造,有的还被关进监狱。其中有的死在农场、有的死在监狱。有的被枪毙、有的自杀、有的病死、有的饿死。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,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,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。数百万人不经任何司法程序,而由当局的各级组织直接将他们送到劳改营、关进监狱,这是赤裸裸地践踏司法,践踏宪法。五百多万右派,按每家平均约四五人计算,近三千万人被株连、迫害。每个右派按四个社会关系来算,近一亿人被牵连、影响。----以上摘自《华夏文摘》第一三三五期 单若水 2016年11月05日(其中许多是基督徒)
   5、在空前险恶的环境下,教会大多惊慌失措如惊弓之鸟,主流宗派几乎无例外地倒向“三自会”,一些“海归派”及著名教会领袖如贾玉铭、陈崇桂、江长川 (江守道之父)、赵紫宸、倪柝声、敬奠瀛、魏以撒,陈见真,崔宪详,郑锡三,谢永钦,王梓仲,竺规身、焦维真等被胁迫或者主动参加“三自会”,并且多在三自会中担任“副主席”、“常委”“委员”等要职。教会内部在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、个人安危的考虑胁迫下划清界限分化瓦解,软弱失败相咬相吞,“动手打仆人的恶仆,卖主卖友的犹大” 比比皆是。 
   苦难期的重大事件 
    1、 1951年3月佈道家顧仁恩先生在青島以“壞分子、流氓,”罪名公开被捕,從此下落不明,正式发出了因信仰受逼迫的信号。 
    2、 1951年4月16日---4月21日,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,公安部长陆定一亲自主持召开了 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”,与会代表有154人,其中包括各宗派神学院的著名教会领袖,如:倪柝声、贾玉铭、杨绍唐、敬奠瀛、陈崇桂、江长川等。 
    3、这次会议拉开了“控诉运动”的序幕,会上特别宣布著名布道家顾仁恩被捕,以便起到声先夺人的威吓作用,次日“人民日报”报道说“台下一片怒吼---该杀!该杀!”(实际会上只有一人高喊一声”“该杀!”)。同时“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会”也在腥风血雨中正式成立,这就是今天“三自教会”的前身。接着,一连串的控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的正式拉开了帷幕:样板例子如 : 
    a.陈崇桂牧师一马当先控诉“马礼逊是英帝国主义特务”和“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”,俾治文,伯驾,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等宣教士。(事实上是当鸦片战争时期签订《南京条约》时,马礼逊早已经安息主怀8年之久了,可怜这位“德高望重”的“教会五老”之一的教会领袖,重庆神学院院长居然利欲熏心自欺欺人,明目张胆的作假见证),以此当上了三自会副主席。 
    b 、江长川牧师控诉同工陈文渊主教,此照片至今登载在三自纪念册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五十周年纪念影集》第16-17页上。(江长川牧师就是当今“小群”派的领袖江守道弟兄之父,曾经为蒋介石施洗,1949年时任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主席)。 
    C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,崔宪详,及邵镜三,女青年会主任施如璋三人联合控诉了宣教士毕范宇。 
    d、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了宣教士骆爱华。 
    E、青年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了宣教士梁小初。 
    F、圣公会主席陈见真控诉宣教士朱有渔。 
    以上诸公虽然当时是响应号召积极投入“控诉运动”究竟是被迫而为?抑利欲熏心?以及他们后来的下场如何?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。三自领导刘良模在“天风”中撰文题为 “怎样开好控诉大会”向全国发出号召,推广大搞斗争会的“经验”,迄年底的半年中133个大中城市就开了大型控诉会228次,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控诉会不计其数。 
   
    苦难期的后续事件
  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,他们的愁苦必加增,(诗篇16篇4节上) 
   . 1 ,在三自运动中,比较著名的教会领袖们,虽然有的成了积极分子曾经风光一时,或者迫不得已,但是不久也都在劫难逃:例如:曾经被胁迫参加三自运动的杨绍唐牧师,不久在1951年9月被“天风”指控为“帝国主义的走狗”,1952年倪柝声弟兄在上海去沈阳的火车上“失踪”后,直到四年后1956年被判刑15年,但是传云1972年6月死在上海青浦甪直(读音lu第三声)狱中(另一说法安息于 安徽 白毛岭 劳改场?至于史伯诚先生所编“倪柝声弟兄殉道史”,及香港建道神学院长梁家麟牧师按照有关方面的讲法,可信度如何见仁见智 ,据知倪弟兄的”衣帽冢“墓碑的确安放在苏州西山,与忠仆王明道夫妇墓地相距约10公里左右,)。 赵紫宸(就是当年被召见的19人骨干之一,成为三自的常委)不久也被指控并被撤销教职。 1952年春天,宗教处长何成湘亲自带领三自领导沈德溶,崔宪详,朱大卫等,深入耶稣家庭“分家”搞控诉运动,一年前曾积极拥护三自的敬奠瀛长老 , 被控诉为“恶霸地主”,1952年“耶稣家庭”被迫解散。敬奠瀛被捕失踪下落不明,传云1957年死于狱中。曾经积极参加三自的,真耶稣教会的魏以撒父子被捕后下落不明。陈崇桂院长曾经专门写书,肉麻吹捧在四川主政的DXP,并通告全院师生“圣灵亲自启示我应当参加三自”积极参加控诉运动,当上了三自副主席,可惜好景不长不久被戴“极右分子”帽子,到死也没有摘帽子,其他诸公也大致在劫难逃。应了那句古话: 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(俗话说:推完了磨杀驴吃)。
    2、 1952年8月,62所神学院被全部接管充公改造他用(仅有极少数1949年前外迁去香港的师生得以幸免于难),1952年11月到1963年4月只剩下了北京的“燕京”,和南京的“金陵”,两所神学院接着合倂改名为“协和金陵神学院”,由三自会控制有名无实而歇业,停止运作直到八十年代中期。 
    3 、1954年7月,在“和平签名运动”,“三自革新宣言”、切断帝国主义联系、教产收归国有等一系列运动之后,“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”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,地点设在圆明园路英国领事馆后门----外滩就近,这就是“三自教会”的前身及由来。 
    这一行动标志着新一轮信仰迫害的开始,以前的“三自革新运动”人们可以被“自愿参加”,但是,如今把“革新”改成了“爱国”,如果再不参加,那就是上纲上线不爱国,就是政治问题就是 “反革命”了。 
    圣经真理和古今中外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,政教必须分离,否则教会就必然变质,但是到了五十年代的教会,早已经成了政治运动的对象,尽管一些教会“领袖们”“海归派”操纵和带头参加 三自会 已成定局,但是神奇妙的保守了一些对主忠心的圣徒,正如圣经所说“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,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,未曾与巴力亲嘴的(列王记上19:18)那些少数坚持真理的弟兄姐妹们却拒绝参加,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,“三自”是一个政治组织,是为了拆毁教会而建立的,并不是神的教会。(有的一时受了蒙蔽或胁迫参加了,但当醒悟了之后就主动退出三自,他们先“上贼船”后来又“下贼船”正所谓上船容易下船难,遭遇加倍的苦难就可想而知了)
    4 、本来1949年前全国基督教有136种期刊杂志,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初期,只剩下官办的机关刊物“天风”,和王明道主编的“灵食季刊”两种了,这就形成了鲜明的真假对比。“灵食季刊”从20年代起,就常常刊登卫道的文章,到了1949年以后在政教勾结的形势下,就更加针锋相对一针见血了。1945-1955年间,虽然王明道没有上过神学,没有大学毕业,也没有牧师、博士、神学家的头衔职称,但却发表了许多卫道文章,直接向那些不信派和政教勾结的推行者们发出应战,其中代表性的文章包括:“害了神人的竟是老先知 ”,“ 一个被人恨恶的先知”,“两个被出卖了的人 ”,“ 一个卖了自己的人”,“ 巴兰的道路”“发怒的摩西”,“一个重要的警告”,“真理呢?毒素呢?”、“顺从人呢?顺从神呢?”、“坚决的态度与胜利的人生” ,尤其是“我们是为了信仰”那篇信息,震耳欲聋,喊醒了许多迷途的羔羊重新归回到羊圈中,这是他最后的一篇卫道文章,不日即被捕下监。二者多次针锋相对地论战,争论的焦点是:圣经是真理还是毒素? 教会是属神的还是属人的?就在绝大多数圣徒传道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红色恐怖年代里,神却在首都“天子脚下”保守了以王明道为代表的继续吹角呐喊直到1955年,实在是神为了中国的教会,特别兴起的守望者们。
5 、四十年代起,向边疆布道的“中国佈道会边疆佈道团”,“西北灵工团”,遍传福音团”,大部分同工到了五十年代有去无回 ,1949年前后多已为主殉道,在人间蒸发。
    然而稀奇的是有一件鲜为人知的特别事件,当年中国为了争取加入联合国,曾多次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华,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,他却要求在北京拜访王明道作为条件。正因为这一要求,当局只好推迟了对王明道下手的时间,另外当局还幻想对他和其他那些教会领袖一样,利用王明道在教会中的影响力为他们驱使,甚至周总理在1954年冬天专门有内部文件传达,表示欢迎和王合作办好“中国基督教”,封官许愿说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领导职位,殷切期待他的合作。
    当王明道坚持政教分离,而拒绝与已经到达北京的哈马舍尔德见面后,当局才彻底放弃了利用王明道的幻想。此后,“天风”连续发表最后通牒式的文章,例如:丁光训写的“正告王明道”等,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王明道身上,正所谓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词”,这实际上正是下手的信号,果然1955年8月7日午夜,公安人员不走大门反而从房顶“爬”进王明道的家中,将其夫妇逮捕。 (参看“又四十年”) 1955年8月14日王明道夫妇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,也是《基督徒会堂》最后的主日礼拜聚会,这间建筑物也被献在祭坛上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,由杨润民弟兄领会,讲题: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,(约翰福音14:18),宣布了神的忠仆王明道夫妇已经被捕的消息,会众痛哭散离,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次相聚了,其后几乎无一例外的陷入患难逼迫中被运动。 
    与此同时,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对“王明道反革命集团”的大逮捕行动,北京的袁相忱、宋天婴、陈本伟、王长新,王颂灵、王绍武、吴以遵,广州的林献羔、王国显、张耀生、王永昊、上海的谢模善、曾约安、王世光,苏子殿,袁沐恩、许怀贞、王天经、包雅各,俞崇恩、孙务信、杨培滋,天津的初立鹏,陈明涛,青岛的王彤、砥国伦、浙江的陈燕生、陈恩鸿、福建的潘一言,杨心斐、林向途、云南的施传清等,大批圣徒不论是否与王明道有关,均以”王明道反革命集团”遭到逮捕。 
    1956年9月15日王明道因不堪狱中打骂逼供信折磨而软弱失败,当局迫使他:承认自己是“反革命”,不仅自己参加三自,并且必须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为条件,将他们夫妇临时释放。但他获释后却终日闭门思过沉默不语以泪洗面,自觉愧对基督及圣徒们的看望。于是1958年4月29日因为他不仅没有把教会带进三自,甚至自己也拒绝和三自来往,再次主动翻案被捕 ,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就以“反革命”罪被判无期徒刑。 
    1958年前后,大批圣徒被判刑流放到戈壁沙漠,北大荒,安徽的山区山西煤矿劳改,从此,人所组织的“三自会”就成了唯一合法的所谓“教会”,真正的教会表面上已经消失了,实际上开始转入地下,三三两两的圣徒“悄悄的”开始了在家中,公园,山上,山洞,荒郊,坟地个别交通祷告,这就是中国“炕头教会”,“家庭教会”,“地下教会”,“非法聚会”的由来。 
    1952年到1957年间,曾经被支持参加并建立“三自会”中有功的贾玉铭(后期竟然连祷告都不会了)、陈崇桂,倪柝声、杨绍唐等人,在略微放松或者风光了一年后,被利用完成不久都纷纷落马,各自被戴了“右派分子,帝国主义走狗,反革命,坏分子,”等帽子接受监督劳动改造,至于他们是被迫参加?抑处于自愿?以及各自的结局,只好留待历史评述了 。 
   6 、与此同时,在“合一”的属灵口号下,三自会进行了所谓的“联合礼拜”,(例如:北京内城里本来的65所教会被“合一”在2个教堂,上海本来的280所教会被合一在8个教堂,天津本来的40所被合一在1个教堂,广州本来的52所被合一在 1个教堂)留下来的教堂作为”“花瓶”摆设,给外界留下“宗教信仰自由”的假象。至此教堂和教产早已被全部充公,凡是神的仆人使女“人人过关“无不遭受逼迫,甚至连曾经在“和平签名”中的普通平信徒也因早已“浮出水面”而难逃劫数,大批圣徒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 
    从此,五十年代中期起,“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” 在各地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,省市自治区县制的常设管理部门,运作直到50年代末期,既然运动的对象教会已经”消灭了”,公开宣布牠“已经提前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”,於是原订的 “第三届全国会议”也就不必按原订计划召开了,日常工作也正式停止运作了,地方性常设机构也随之撤销了。 
   
   三、 隐藏期:1958-1971 
   主要特点: 天怎样高过地,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,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(以赛亚书( 55章9节) 
    1、 1958年以后,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、四清、整风以及后来的文革,像波涛汹涌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 神的儿女们,神也用这些苦难洁净着祂的教会。 直到1976年后,官方才公开承认文革是 “一场浩劫”“造神运动”,文革期间,“毛神”被吹捧为能够“洞察一切”、“一句顶一万句,句句是真理”,“毛神”的像遍布大街小巷千家万户,人人手执红宝书,胸前佩戴领袖像,早请示 晚汇报 ,成了被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。 
   上海的平信徒董银珠,戴老姐妹等因为多次寄包裹,亲自探监给劳改场里的圣徒们送去救命的衣食,被批斗戴上“反革命”帽子。有些曾经受迷惑的圣徒及工人,经过几年的亲身经历开始明白了,如:竺规身牧师曾经积极支持三自,而任全国三自常委要职,却因在被保护的“宗教人员学习班”中不肯随声附和唱“打倒上帝,打倒耶稣”被揪斗,方才开始认识到自己早已“走错了路,认错了主”。 杨绍唐曾向王明道哭诉自己在“压力下参加了三自”,1966年后因为不堪“街道监督劳动”及红卫兵的折磨倒毙在上海静安区街头。 
    2、 为了使“最高指示”不过夜传达到千家万户 ,半导体工业立即运作投产,收音机大量生产,万万没有想到,万事互相效力,这却为后来少数人“偷听”福音广播提供了条件,那期间有人竟然在圣灵的感动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福音,蒙恩得救(从八十年代后期前后,有更多人因为收听福音广播重生得救)。
    3 “毛神”的神圣不可一世神话,就在所谓“林彪叛逃事件”案中被动摇,中国人存在了空前的“信仰危机”,官方在文革后传达到千家万户的中央文件中。才公开承认并公布早已存在的“三信危机”包括: 
   1)不再相信马L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 
   2)不再相信社H主义可以救中国。 
   3)不再相信GCD是为人民服务的。 
   隐藏期的重大事件: 
    1、1966年 上海红卫兵在造反中,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,歪打正着揪斗了三自会全国秘书长李储文牧师,他既是“反动牧师”又是美帝国主义“特务”的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,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,李为了避免皮肉之苦,坦白出了自己本来是被组织派遣隐藏多年的;老“地下D员”的身份,原来这只披着羊皮的狼是圣约翰大学毕业,骗取了外国差会的信任,被保送到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(那是多年以来“新神学”的集中地)深造,然后以“海归派”身份返回大陆,在美国宣教士毕范宇身边做助手,李储文原来是丁光训和吴耀宗的得力领导,从事所谓的“和平工作”,(在他们的“和平工作”下,使成千上万的神的儿女们经受了水深火热的苦难,多少圣徒人头落地家破人亡,喝尽了满杯的苦水)。当周总理得知李被意外曝光时,立即被保护调回到ZF部门,任“外事处”主任,为了避免使教会中其他卧底的人再像李储文一样曝光,吴耀宗,丁光训,汪维藩,刘良模,刘年芬等人均在周总理的指示下“保护过关”。 
    2、 三自里面的积极分子戚庆才、汪彼得、唐守临(九十年代把儿子,孙子送到美国加州)、任钟祥等人也都在“宗教人员学习班”中天天高唱“打倒上帝 打倒耶稣”,在批判信仰中 平安无事,被保护过关,朱大卫牧师就是曾以工作组的身份,去山东马庄为耶稣家庭“分家”的骨干分子之一,贴大字报公开声称“要革上帝的命”,所以改名叫朱大革(文革后 又变回了 朱大卫),这批人都成了后三自时期的骨干分子 (也就是吴耀宗死后丁光训正式接班至今的时期)。 
    3、九死一生,像王明道、袁相忱、林献羔、谢模善、李天恩,俞崇恩、王颂灵、初立鹏、曾约安、陈燕生、王世光、杨培滋等少数劳改十多年的人,如今年老体弱反而在劳改中被神奇妙地保守下来,躲过了社会上的”三面红旗,四清,十年文革浩劫,大患难大动乱,成为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的中流砥柱和守望者,留下了不灭的火种。 
   四、结实期(后三自时期前后):1971-1983 
   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,仍旧是一粒,若是死了,就结出许多籽粒来,(约翰福音12章24节) 
   主要特点: 
    1 、文革结束以后,人们从恶梦中醒来,所面对的是严重地信仰危机,有形的教堂早已另作别用,但是真正的教会却以“家庭教会”的新形式遍地开花成长着,圣经虽然被烧掉了,神的话却永远刻在弟兄姐妹的心中。其实早在1972年前后,福音就如春风吹在大地上,各地的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静悄悄地成长起来,诚如“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”。七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国有3000万基督徒(因为难以准确统计),经过了苦难的30年的洗礼,在人看来已经被消灭绝迹的教会,信徒居然增加了几十倍之多,这就是神的作为。 
    2 、早在五十年代末,本来以为已经“提前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”的三自会,突然发现教会不但未被彻底消灭,反而 星火燎原 ,三自会才不得不 死灰复燃 ,就像丁光训当时所说“三自会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”,于是1979年起 ,三自会正式恢复工作。为了更有效地执行“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”,“限制 利用 改造 消灭宗教”的政策,这时吴耀宗已死由丁光训接班,一改过去吴耀宗那种杀气腾腾所谓“和平工作”,换成软硬兼施“笑里藏刀”,从此进入了“后三自时期”表面上改变了50年代血腥的镇压方式和策略,使用了“《引蛇出洞》”的老套路,哄骗教会“《引羊离圈》” ,加挂起了对外统战“基督教协会”的招牌,机关大门表面上是两块招牌,实质是 一个组织一班人马,名字叫作“三自两会”用“公约”,“规定”和“登记合法化”“受保护”软硬兼施的手段。哄骗教会《浮出水面》,同时加强扩大培养管理干部,派大批“爱国教徒”混入家庭教会中卧底随时掌握情况。 
 3 、另外从基督教义的根基真理上加以歪曲和淡化,把因信称义的纯正真理篡改为另一个“因爱称义中国特色”的假福音,因此使一些根基不深的信徒及工人受了迷惑,还向海外神学院派遣大批“神学生”留下,在海外教会中搞统战和卧底,再调遣一部分“海归派”以牧师博士神学家的身份回国管理基层领导更具迷惑力。 
    结实期的重大事件: 
    1 、经济改革开放前后,当局试图改换自己红色恐怖残暴的国际形象。 1972年,为了方便外事工作,开放了北京“米市大街教堂”专供外宾及使馆人员礼拜和供参观“宗教信仰自由”的景点。 
    1973年,丁光训在接待美国议员时称“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进入历史了” ,红旗手 江 青更说“基督教已经被扫进垃圾堆了”。 
    2 、1978-1980年前后,海外教会和机构以香港为基地,建立了许多中国事工部,例如:中国教会研究中心(赵天恩牧师是最早全力支持家庭教会,大力帮助并向国际介绍教会真相的神仆,大大促进了教会的大复兴),远东和环球福音电台,早期的福音证主协会等,通过运送圣经和福音广播配合,在帮助家庭教会迅速成长方面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 
    3 、1978年开始,李常受的异端呼喊派,(自称纯正的“地方教会”、就是现在邪教东方闪电的滋生土壤)利用香港天文台道的教会为桥头堡,在小群的基础上,在大陆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。 
    4、1978年底,上海公园中出现基督徒三三两两静静的谈道交通、祷告。 
    5、1979年,恢复外交统战部,三自会也在1979年全面恢复工作。 
    6、1979年4月,大陆第一间浙江宁波三自教堂正式开放。 1979年9月,上海第一所教堂“沐恩堂”开放,当局立即以“维持公共秩序”为名,加强管理取缔公园内的谈道交通。 
    7、 1978-1980年间,经历“劳改”生涯,九死一生活下来的极少数圣徒们,陆续被释放:王明道夫妇、林献羔、袁相忱、谢模善、初立鹏、李天恩、俞崇恩、陈燕生、曾约安、王颂灵、汪纯懿、郑慧端、杨心斐、蓝志一、孙务信、林向途、杨培滋等忠仆们。有的移居海外以外支内,但大部分都留在国内和家庭教会一起服侍主,较著名的家庭教会如广州的林献羔“大马站教会”及北京的袁相忱“白塔寺教会”,被众教会誉为南北两座金灯台。 
   1980年10月起,三自两会配合官方出令各地制定“三定”,“三不”和“十不准”及“爱国公约”等限制教会的条例。 
   1981年6月18日,荷兰的安得烈兄弟《敞开的门》组织了“珍珠计划”由海上偷运100万本小圣经,但由于行动过分张扬,单张报刊公开报道计划,路线,行程等细节,哪知把大批整包圣经投入大海逃之夭夭,在汕头海边迎接他们的不是教会而是 解放军,以致基本上失败。随即当地教会组织弟兄姐妹来到海边拾取 ,运送到内地支持许多教会。 
   1982年,丁光训接见外宾时,不得不编造谎言承认中国教会信徒已达到200万。 
    8 、1982年,在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的召集下,在河南教会召开“同工会”,“哭重生派”(徐永泽)、“三班仆人派”(徐圣光)、“灵恩派”(张荣亮)、中华福音团契(申先锋、申一平)等帮派开始乘机形成。 
    9 、1982年3月,中央19号文件下达,要求加强D的领导,明确“四个不许”并要“逐步削弱宗教影响,缩小宗教阵地…”。1982年浙江省东阳县,义乌县和河南省多处教会均遭到公安暴力取缔,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也发生同类事件。 
    10 、1982年9月19日至24日,三自两会召开“北京会议”,肯定了三自过去30年在光伟正 D 的领导下“成绩”很大,继续既统战又斗争的新路线,以丁光训为首的新领导班子正式组成。 
    11 、1982年底原“小群”的长老唐守临,任钟祥受命著文“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”,先在内部散发“放气球”试探反应。 
    12 、1983年“反精神污染运动”开始,6月“天风”正式发表了“抵制李常受的端邪说”,发出了全国重新镇压的信号,全国约70万信徒受到牵连甚至有的遭逮捕(真正属于呼喊派者不足百分之一)。 
    13、 1981年 – 1984年,除了“金陵协和神学院”又重新一分为二南北扩大建制外,各地区性神学院纷纷建立,加紧培养“三自教会”管理干部、牧师和长老。 
    14、 自70年代末开始,直到现今海外的灵恩派,呼喊派等大举搅扰家庭教会,用金钱,书籍、讲员等资源来扩大他们的势力,收买家庭教会。 
   五、 混乱期:1983----2000
   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,将来在你们在中间也必有假师傅,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。(彼得后书2章1节) 
   主要特点: 
    1、随着经济改革开放,实行了市场经济,海外教会和一些福音机构大量进入家庭教会,除了一部分是真诚传福音,关心家庭教会外,不少是怀有野心发展自己的宗派,甚至是在发展个人势力,典型例子如被北方教会称为披着羊皮的色狼,新加坡灵恩派自称李约翰牧师,是极为恶劣的例子(专门向年轻姐妹下手,当他在北方已经臭名昭著,不得不转移到南方一带活动,不知道新加坡教会怎样看待这类事件?。 2、随着公路交通发达,大众传播带来空前的方便。 
   比如李常受的“地方教会”,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南韩、北美的极端灵恩派,更以经济、资料,教师等为诱饵发展泛滥,“哭重生”、“呼喊派”、“安息日会”等,彼此结党纷争,互不相让,把一些似是而非的“别的福音”,传给初信的人,初建立的教会,造成中国家庭教会的空前混乱。 有的地区,还出现了一些“教霸”,把教会当成是私有财产,不按照正意讲解圣经,全凭个人的意思,把教会封闭起来,外面的信徒进不去,里面的信徒出不来。 
    3 、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倡导 的大陆基督教会合一的“信仰告白”出笼,招来当局的注意和逼迫,“东方闪电"从“呼喊派”中崛起,用谎言和黑社会手段,甚至黑白道勾结,群狼般的扑向家庭教会,因此在某些地区造成了教会分裂,白天杀人黑夜放火人命关天的严重后果,甚至他们的黑手伸到了海外。 
    4、三自两会依靠势力通令全国,强迫家庭教会登记就范,“浮出水面”并制定“条例”和“规定”,先在一些城市试点,再由中央制定法律形式以便控制教会,对外加强统战“互访——交流”,邀请名人、机构、来亲眼见识假象的“宗教自由”, 一些左倾海外教会偏听,偏信,偏看自由的假象,用自己短暂走马看花的“经历”,回到海外大肆宣传,充当传话筒,起到三自会起不到的欺骗作用,使得家庭教会背腹受敌雪上加霜,甚至有的名人得了三自的好处,在海外电视媒体中说家庭教会是“乌合之众”,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,寇世远曾邀请三自领导丁光训访台,遭到台湾教会的联合反对。 
    5 有的“好心人”要让家庭教会与三自会“合一”,这正是三自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,例如:葛培理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儿子在杭州成立的“东门宣教会”。 还有海外的一些异端邪说,例如:安息日会、摩门教、耶和华见证人、基督教科学会、新约教会,被扭曲的加尔文神学归正宗派,极端灵恩派等,也纷纷藉着不同形式进入中国,国产的进口的各式各样的“神学培训”泛滥成灾,把教会搞的乌烟瘴气、一片混乱。 
   混乱期的重大事件: 
    1 、1984年由国务院提名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团,由邝广杰、滕近辉、梁林开、郭乃宏四人带队共21人应邀访问北京,访后为三自会向海外大肆宣传。 
    2、 1984年9月,三自会邀请葛培理访华。 
    3、 1985年4月,爱德基金会成立,由海外全部供应资金、先进设备、和纸张印刷“三自会发行”的圣经,岂不怪哉?。 
    4 、1985年10月“野地神学院”在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援助下运作,却先后正式分裂成“灵恩派”“哭重生”派、“旷野派”、“三班仆人派”,“中华福音团契”等帮派。 
    5、 1985年–1986年,葛培理布道团发表文告,为“三自教会”涂脂抹粉定性作证,宣传中国是“信仰自由”的。 
    6 、1987年,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,继续抓人。 
    7、 1987年4月,广州试点颁发了“宗教活动暂行规定”。 
    8、 1987年8月,三自会的“成都会议”强调加强农村工作推广规章制度。 
    9 、1987年,葛培理应三自之邀即将访华,三自的“天风”大造舆论称赞葛培理的举动是为三自“夺取了一块阵地,在福音派的后院放了一把火”,不料葛培理经过东京时在酒店内,摔断肋骨而半途返美,他们的如意算盘遭到神的警告。 
    10、 1988年,葛培理不顾神的管教继续步巴兰的后尘,终于“成功访问大陆“受到官方高规格接待,然后为三自大肆宣传,使家庭教会腹背受敌,当局立即加强了对家庭教会的“打压力度”,许多家庭教会教牧同工被捕入狱,(不久葛培理被蜘蛛咬伤,从此健康日下) 
    11、1988年3月广东省颁布了“宗教活动规定”,北京等地跟进发布类似文件,为打压林献羔、袁相忱等处的家庭教会作法律准备。 
    12、 1988年8月-12月半年中,广州的林献羔6次被公安“传讯”,北京的袁相忱也屡次遭到“传讯”,并命令、干扰他们的家庭教会停止“非法聚会”。 
    13 、1988年冬,“基督之家”的创始人寇世远欲仿效葛培理求访三自未获准,只得半路停在香港召开了一个“寇世远牧师、教授、监督新春布道培灵大会”,可惜参加人数不过三四十人,最后无功而归。 
    14、1989年6月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向教堂和教会,令三自恐慌、不知所措。 
    15、1989年7月由葛培理和王永信召集,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了“第二届洛桑会议”,同时邀请家庭教会代表和三自代表各500人参加,借此希望达到双方教会的合一,只可惜双方均无一人出席,后来“天风”著文骂葛培理是“分裂中国教会的罪魁祸首”,落得上下里外不是人。 
    16、 1990年前后起,某些香港主流教会和基督教机,陆续倒向三自,与三自合作频繁。 
    17、 1990年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(林献羔家中的家庭教会)再次被抄家,断水断电,国际媒体迅速报道,教会积极增援才恢复补足被抄走的教会侍奉用的音响、照明、桌椅板凳、生活用品、等用具设备,得到更新。 
    18、 1990年7月27日福建漳州许碧瑞,潘一言母子被抄家,当时带领查经的宋天婴姊妹以“流窜犯”的罪名被捕押送回北京,不久安息主怀。宋天婴是宋尚节牧师的长女,曾因拒绝跟随神学院长贾玉铭参加三自被捕入狱20多年,(贾玉铭是神学院长、宋天婴当时是神学生)后在河北保定第一监狱——名称《静安翻译公司》继续劳改服刑(劳改犯留用)。 
 19、 1991年2月5日中央“6号文件”以反和平演变为名,加强对教会的控制,文中明确指出“宗教是和平演变的基础…要抵制海外参透及反华势力分裂教会。” 
    20、90年代,南韩灵恩派利用地利、人和、经济等的优势向山东、东北地区家庭教会渗透,竭力推行灵恩运动,建教堂,神学院,培训班等。这些有形的建筑物,大多很快就以“非法建筑”藉口被没收充公。 
    21、同时期新兴的异端邪教“东方闪电”从”地方教会呼喊派---小群“中突起,在短短十年中泛滥神州,甚至扩展到海外,居然未受到当局干涉能不令人怀疑?。其对教会的干扰和破坏力仅次于三自会、灵恩派,远大于“哭重生派”、“呼喊派”、“三班仆人派”和“安息日派”,近六十来最大的异端是三自会,造成最大混乱的是灵恩派,最大的邪教是东方闪电。 
    22、1991年2月国际“基督教协会” WCC接受三自为会员,此时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信徒人数已增至五百五十万。 
    23、 1991年3月北京袁相忱牧师4次被传讯。 1991年6月-9月,河南、浙江等一带家庭教会遭三自会带公安抓人,取缔聚会,抓人后酷刑拷打及罚款。 
    24、 1991年7月28日神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安息主怀。1992年4月18日王师母刘景文也回到天家,他们服侍了那一代人,安息主怀,骨灰埋葬在苏州太湖东山。 
    25 、1992年1月丁光训向中央建议,加强限制海外对中国教会渗透。1992年起,南韩某些教会开始与三自来往交通促进“双边关系”。 26 、1992年5月份 由统战部、公安部、三自两会组成的三合一代表团,访问南韩教会,并应远东广播电台的邀请,参观设在南韩的益友发射台,双方有“美好的交通”,从此,“心里话”节目在黑夜中被取消。同时期“基督之家”创办人寇世远几经斡旋,终于得到三自同意,访问三自,在上海、南京等地参观演讲,返美后为三自会大肆宣传,并在旧金山湾区华人电视台“天人之间”节目中诽谤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群“乌合之众”,令人奇怪的是,不久因意外内脏大出血 (并不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脏病引起的),便暴死在美国一流的斯坦福医院手术台上,令众教会感到意外!。 
    27 、 1992年4月谢模善牧师在火车上“失踪”被捕,押返上海。 1992年5月山东枣庄多义沟千人聚会遭当局驱散,教会领袖郑云苏被逮捕下监被判刑劳改,房子被拆,同时期,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事件发生,如:安徽阜阳、蒙城,河南唐河、社旗等地。再一次证明了树大招风的错误路线。 
    28 、 1992年6月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,中国信徒人数已达6300万。 
    29 、 1992年3月、10月、1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三次遭当局查封,人数由900居然猛增加到2000多,天天都有聚会,主日多堂聚会盛况空前。 
    30 、 1992年8月丁光训要求海外教会以经济援助三自,说“教会应当彼此相爱,不分国家,”这和他半年前向中央献策,要求中央加强限制海外教会的渗透,自相矛盾 充分说明了他要钱不要主的嘴脸。 
    31 、 1992年9月广东省基督教访问团,由省三自头头神学院院长黄广尧带队访问香港,一方面说为了顺应改革开放,搞活经济的需要,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广东教会办旅游事业,就是把50年代以来收归国有的教堂、教产,办旅游事业;另一方面同时说:因为教徒大量增加,现有的一个教堂已经不够使用了,因此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在广州盖新教堂,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50年代以来没收的大批几十间教堂教产,为什么不用来给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呢?反而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建新教堂?为什么教堂要改为旅游事业用呢?
    32 、 1992年9月爱德基金会,与葛培理儿子的“东门宣教会”合作印刷“三自两会发行”的圣经,曾经服侍过王明道先生的张贵贤自称是王先生的弟子,就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。 
    33、1993年陕西安康教会遭到驱散,多人被捕,青年信徒来满平被公安活活打死,1994年1月4日湖南洞口县石柱乡郑本生弟兄也遭同样毒手,成为新时代的又一位殉道者事件被曝光,从一贯消息封锁的惯例,这只是冰山一角。 
    34 、 1993年9月三自两会两名代表访问台湾教会。 
    35、 1994年3月—4月经过各地试点后,由国务院正式颁布“宗教活动登记办法”,内部文件更详尽地规定教会的行政,财政,组织,活动,管理等细节,为的是“保持宗教政策制度化,法律化”。该文件竟然促成 北京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作了“异梦,异象”?---城造在山上,申请登记受保护不料落空,近千人的教会分裂近乎殆尽。1994年1月30日中央144号和145号文件颁布,再次强调加强“规定”和“条例”的实行。 
    36 、 1994年2月2日福建漳州潘一言弟兄再次被捕抄家。 
    37、 1994年4月海外部分左倾教会,应邀参加杭州举办的“1994年华人事工研讨会”,香港宣道会等积极与三自合作。香港宣道会的荣誉主席是滕近辉牧师,建道神学院的现任院长梁家麟牧师是三自的喉舌。 
    38、 1995年三自两会在“吴耀宗先生百年祭”中,出尔反尔否认“三自爱国运动是周恩来政策的产物”,令人莫名其妙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! 
    39、 1996年11月26日,由赵天恩牧师主持,哭重生派,安息日会派,呼喊派,灵恩派等不同信仰的头头们 ,徐永泽,张荣亮,王义民,申一平等人联合签署“合一宣言”及“信仰告白”招摇惹事,向海外教会筹款要钱,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 
    40、 1998年 海外基督使团OMF领导,戴绍曾牧师(戴德生牧师后代)正式公开访问三自(据知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多次私下访问开始了)。 
    41、 1998年9月“丁光训文集”出版,主要内容是用“因爱称义”取代“因信称义”,有关方面召开发布会为丁撑腰,明确丁的神学思想具有“里程碑”划时代的作用,将继续指导中国教会照此办理。 
    42 、 1999年5月7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三位研究生,崔秀吉,陈顺富,陈咏三由于被认为“反三自”,在丁光训的主持下勒令退学。 1999年6月18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另外三位同学,刘义春,李志敏,罗云飞,因为不苟同于丁光训的三自路线,主动退学,紧接着2000年6月7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以“经常进行违法宗教活动”罪名开除了该校老师,研究生部主任季泰,并撤销牧师职务。
    以上点滴不过是沧海一粟,挂一漏万,不免以偏概全,期待您们的代祷,指正修改补充参与其中,至于2000年以后的情况,留待以后陆续讨论,以便更好地服侍苦难中的教会 以马内利
   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,叫你们无瑕无疵,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,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愿荣耀,威严,能力,权柄,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,归与他,从万古以前,并现今,直到永永远远【犹24-25】。阿们。
    无用的主仆王英等 
    主后2016年冬
(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 完)讯www.pe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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