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

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
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 （修改稿）
    （1900---2000） 
    
    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。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，（诗篇66：10—12）这段短短的经文 明确的告诉我们 ，原来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难，不仅是 神的安排，而且是要藉着这种种熬炼把我们带进丰富之地。哈利路亚 ！ 根据大家的意见，我们以多年前的那份《当代大陆教会大事略》为大纲，结合近二十年的事实、作了一孔之见的修改补充，但由于前几十年信息严重封锁，个人所知仅是大海中的点滴，无法了解全面情况，因此必然是挂一漏万甚至于是偏听偏信，错误之处可能难免。2000年以来进入网络时代情况有所改变，大量资料来不及整理，所以这次并未讨论2000年以来至今的情况，只好留待下次另文讨论补充了。为了不负您们的急需和要求，只能先抛砖引玉勉强作为众教会的参考，更等待您们的宝贵意见和参与。倘若内容中有令人感到不敬或者与史实不符之处，请在基督里指正包容，诚心所愿。 
   2， 1951年2月起，教会所办的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医院、孤儿院社会关怀等及一切教会的产业全部被充公，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大学及医院：燕京、圣约翰、东吴、岭南、华西、金陵、之江、齐鲁、湘雅等，在短短几天中全部收归国有。 
   一、 基本上的信仰自由期：1900-1949 
    主要特点：社会上大变动战火连绵---辛亥革命成功，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，军阀混战，日本侵略，国共内战。教会相对而言部分受到一定的影响。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方面，近两百年来基本上是以西方差会和西方宣教士的工作为主导，但在教会的建立发展方面，虽然基本上是相同的时期，却执行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线： 
    一条是《“戴得生路线”》为主。 
   以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为目标，面向千万大众，内地和中小城市及农村，建立了“中国内地会”小型聚会体系，虽然1949年前后被迫撤离，但在中国教会近代史上却具有深远地意义。然而现今迁移到海外三十年来改名后的海外基督使团OMF在大陆的事工上，虽然说是延续 戴德生牧师 的“内地会”， 但早已不再是本来广传福音的路线，而是以 文化交流，扶贫，医疗等社会关怀 为主了。 
    另一条是《“李提摩太路线”》为主。 
    宗旨是强调关怀社会和文化使命，主要路线是结交当时的官府和有钱有权势的人，为起到“名人效应”的果效，发展教育、医疗、福利和慈善事业为主。西方各差会在华人数1947年前后达到高峰，最多时约有6000人，代表着130多个差会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到和福音几乎无关的所谓“预备工作--- 松土工程”中被浪费，其流毒深远令人扼腕！ 中国许多最著名的大学及医院等，几乎无例外的都是西方差会建立的，有据可查一百多年来建立了38所大学，251所中学，62所神学院，300个医院，58所慈善机构 （孤儿院，育婴院等），小学不计其数，大学人数以万计，中小学人数近100万人。 虽然教会培养了那么多人才，但教会学校中真正信主的人数却相当少，参与教会事奉的恐怕更是十分稀少，无法和投入的资源相比。反倒是后来许多拆毁教会的骨干分子多出自教会学校，典型之例：专以搞青年文化娱乐活动为主的“基督教青年会”成了许多混入教会而别有用心之人，及地下D的保护伞，著名的三自领导：吴耀宗，李储文，丁光训，刘良模，汪维藩，邓裕志，沈德溶等一小撮“海归派”，全部都是当年海外教会培养出来的(精英)，对教会的搅扰和破坏遗害无穷！本该先为后师作为鉴戒才是，只可惜海外教会可能至今未能从中吸取教训。 
    名副其实 自立 自养 自传真正三自本土化的教会，相比海外来建立起来的很少，而且处于从属的地位，仅有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如下： 
   1.耶稣家庭：1921年由敬奠瀛长老等发起，以山东泰安马庄为“老家”，扩展到北方为主的多处城乡尤其是农村，1949年前发展共有约130处“小家”，会众数以万计。就是形成著名的三十年代《山东大复兴》的主力（只可惜缺乏真理根基的装备，受到灵恩运动的影响较大，往往经常说所谓的“方言”，甚至天天彼此又说又解释所谓的“异梦异象”成为常态）。虽然1952年后被强行解散，但那些分散到各地的圣徒却像种子一样，把福音撒在大江以北阴山内外，前不久安息主怀的主仆李天恩老弟兄，就是童年时期在他们中间学习主及使徒的脚踪之一，而走遍北方为主的乡城。 
   2.真耶稣教会：1917年由魏保罗父子发起。以北京为基地主要工作在北方地区，后来渐渐扩展到大江南北，1949年前后扩及台湾，东南亚一带，虽然1952年被强制取缔，但是早已扩展到海外和灵恩派一脉相承，1949年前会众就已经超过万计，因为缺乏真理的装备后来完全滑入异端。
    3.聚会处（小群）: 1922年由倪柝声弟兄及王 载，王 峙两兄弟等为主发起的（后来由于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）。 以福州，上海为基地，以反宗派为口号，却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宗派体系，推行到全国各个沿海地区，1949年前后扩展到香港，台湾北美等地，是以强调妇女蒙头（被其他教会称为“蒙头派” ），顺服“走在前面弟兄”的权柄， 否定专职教牧制度，排他性极强，强调“一地一会”等，是他们的特点，（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，就是他们自己才是真正教会，除他们以外其余的教会不是“宗派“”就是“半路凉亭”，都达不到他们认为“教会”的标准，所以常常到别的教会去“拉羊”併吞到自己的教会中来，造成教会的分裂），目前除三自外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派。 
    4,灵粮世界：由赵世光牧师等发起，以上海为基地扩展到江浙一带，直到1949年前后，才转向香港，台湾及欧美，赵牧师安息后，该体系基本上瓦解，名存实亡各自为政。主要的倒成为灵恩派，当前以周神助领导的台北灵粮堂，美国加州刘 彤牧师领导的“生命河灵粮堂”最具影响力。 
   5，大学生（联盟）团契”:由赵君影牧师于力工牧师，（三年前安息主怀）等发起,郑惠端等参与，主要面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，50年代初期留在大陆的圣徒，大多成了为主受苦的美好见证人，赵牧师后来在海外发展成为规模不大的“中华归主”教会体系，边云波弟兄等老当益壮鞠躬尽瘁仍然在服侍着教会。 
   6.“奋兴运动”：以宋尚节牧师计志文牧师，沈保罗牧师等人为代表，在全国各处点燃奋兴之火，直烧到东南亚地区，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影响最深远的大复兴。 
   7.基要派：以王明道前辈为代表，1927年创立了“灵食季刊”，把基要真理传遍神州大地，强调圣徒应当过圣洁人生，因为 神是圣洁的。在当时的新神学派（社会福音派即不信派）大肆泛滥之时，高举圣经真理加以抵挡，尤其在1949年后，成为当代教会抵挡耶西别大淫妇 三自会 的灯塔和中流砥柱，林献羔 袁相忱 谢模善（他们现在都已安息主怀） 等千万忠仆们，前仆后继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上！ 中国教会在1949年前，有据可查的总人数不足百万约83—84万左右。 
    自由期的重大事件： 
    1、以狄考文等为代表，由西方各宗派差会选拔精通中文的宣教士，先后参与的28人组成“圣经翻译委员会”，经过27年的努力，终于在1919年出版了中文“和合本圣经”，虽然也存在某些瑕疵，但和其后的许多中文译本相比较，至今仍然被广大教会接纳而具权威性的译本(近年来由鲍会园牧师主编，“环球圣经公会”出版发行的中文《圣经新译本》主要根据原文，所以很有参考价值)。
    2、1919年，以教会创办的 “燕京大学”（北京大学的前身） 为代表发起的 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，风靡全国，主张“要科学，要文化，”。 以李大钊等地下D为代表乘机发起了，不要上帝的“非基督教运动”（反基督教运动）捏造谎言“中国基督教都是帝国主义的产物”，历史证明早在唐朝以前基督教已经传到华夏大地了，那么为什么基督教虽几次都是昙花一现呢？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拜惯了偶像，强烈排斥基督信仰，虽然反基督教运动只持续到了1927年，但是影响深远其流毒直到现在。 
    3、1948年，新中国建立以前，吴耀宗、刘良模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专程从美国绕道返国，被当局指定为“基督教”代表，参加在张家口举行的“政治协商筹备会议”（政协）正式开始了以吴耀宗为代表的“前三自时期”，（该筹备会全国只有五名宗教界代表参加，其中基督教就占了五分之二，足见当局对基督教的高度重视。） 
    4 、1948年3月6日 又12月18日，“天风”先后登载 协进会WCC“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”“致全国信徒书”，公开号召众教会配合解放战争“倒蒋迎毛”。 
    5、 由于1948年前后 信义宗神学院，博道会广州神学院，宣道会建道神学院 等极少数外迁往香港师生而得以幸免遇难。著名的设在上海江湾的 中华神学院（当时师生约150人，占地约150亩，是国内最具规模的神学院）但在院长 毕路得教士的领导下原地不动（据她说“异梦”中见到云柱火柱 原地不动，於是下令神学院原地不动，），不久就被充公，师生均遭整肃（地下D例外）哀哉，名望人所谓的“异梦异象”真是害人不浅！至于外迁到香港后的神学院，后来倒向三自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。
    6、 1949年前许多圣徒及传道人计志文，于力工，沈保罗，赵世光，赵君影，鲍会园，赵忠辉，吴乃恭，吴明节，曾霖芳，陈则信，（李常受地方教会倪柝声亲自指定的接班人——异端呼喊派的创始人）等少数人移居海外，形成日后重要的“以外支内”之势。 
    二、 苦难期：1949-1958
   主要特点： 
    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净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（马太福音 3：12）。 原来风浪都是 神亲自藉着人的手扬净祂的场，洁净祂自己的教会 ，使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被切断，为的使教会不再依靠人，单单仰望 神。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封闭起来“关起门来打狗”，西方差会被迫撤离，教会面临空前的大逼迫。 
    1、 1950年5月2日，6日、13日政务院（后来改名为 国务院）总理周恩来，三次召见吴耀宗等19人，彻夜密谈建立名义上的自主、自养和自传的“三自”组织（盗用1949年前自立 自养 自传的名义，实际上是由D自主，由 D作主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和组织，正是 “假变真时真也假”），以配合当局的专政及当时的抗美援朝运动，也就确立了新政权领导下长期以来的“基督教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的大原则大方向。 吴耀宗等人按照当局指示，很快发起了所谓的“和平签名运动”及起草“三自宣言”。
   1950年7月28日及9月23日 ，由人民日报向全国发表了和平签名的名单，和《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》—也简称《三自宣言》，耶稣家庭便首先积极响应，首次和平签名人数耶稣家庭占总数的40%以上。小群的领袖倪柝声弟兄为了表明支持，还撰文表示决心“我是怎样转过来的”公开发表在三自机关刊物“天风”，1951年3月17日。并率所属众教会集体参加了三自（至于当时及后来“小群”中少部分人拒绝参加及退出，则是后话了，近年又有传说“小群是三进三出三自会的”，不知道根据何在？尚请知情人补充才好）
   3、1951年4月16至21日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开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》各团体代表154人参加，甚至于和美国没有关系的倪柝声、敬奠瀛也参加了。虽然也曾通知邀请甚至于差派北京 ”“小群”闫迦勒，陈崇桂通话，以后“教会五老”又亲自登门“拜访”出面邀请王明道参加，竟被王明道拒绝接见。
    4、 在D的领导下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”的政策， 有形的教会消失了，大批坚守圣经真理的圣徒和 神的仆人使女们被关、管、杀，从1950年6月到1953年12月短短三年半中，有据可查的就有超过一万多名为主殉道，被判刑和“劳改”“管制”的超过6万多人，后来，据报在1957年整风、反右运动中被杀的就超过2000多人，但从一贯的信息封锁“内外有别”的政策可以知道，实际数字远不止此（《值得参考的是近代被公开的资料摘录如下：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当局发出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，整风运动随后展开。六月，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，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基本结束。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，当局扩大会议上宣布：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，定性为：右派集团22，071个；右倾集团17，433个；反D集团4，127个；定为右派分子3，178，473人；列为中右1，437，562人。其实，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。据当时在当局身居要职的李锐老先生的《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》（发表在《炎黄春秋》2008年第7期上）一文披露，“此外，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 ‘右派’，估计人数也达50万；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‘右派’，于是他们被戴上‘坏分子’或其他帽子，境遇同样悲惨”。
   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，全被送去劳动改造，有的还被关进监狱。其中有的死在农场、有的死在监狱。有的被枪毙、有的自杀、有的病死、有的饿死。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，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，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。数百万人不经任何司法程序，而由当局的各级组织直接将他们送到劳改营、关进监狱，这是赤裸裸地践踏司法，践踏宪法。五百多万右派，按每家平均约四五人计算，近三千万人被株连、迫害。每个右派按四个社会关系来算，近一亿人被牵连、影响。----以上摘自《华夏文摘》第一三三五期 单若水 2016年11月05日（其中许多是基督徒）
   5、在空前险恶的环境下，教会大多惊慌失措如惊弓之鸟，主流宗派几乎无例外地倒向“三自会”，一些“海归派”及著名教会领袖如贾玉铭、陈崇桂、江长川 （江守道之父）、赵紫宸、倪柝声、敬奠瀛、魏以撒，陈见真，崔宪详，郑锡三，谢永钦，王梓仲，竺规身、焦维真等被胁迫或者主动参加“三自会”，并且多在三自会中担任“副主席”、“常委”“委员”等要职。教会内部在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、个人安危的考虑胁迫下划清界限分化瓦解，软弱失败相咬相吞，“动手打仆人的恶仆，卖主卖友的犹大” 比比皆是。 
   苦难期的重大事件 
    1、 1951年3月佈道家顧仁恩先生在青島以“壞分子、流氓，”罪名公开被捕，從此下落不明，正式发出了因信仰受逼迫的信号。 
    2、 1951年4月16日---4月21日，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，公安部长陆定一亲自主持召开了 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”，与会代表有154人，其中包括各宗派神学院的著名教会领袖，如：倪柝声、贾玉铭、杨绍唐、敬奠瀛、陈崇桂、江长川等。 
    3、这次会议拉开了“控诉运动”的序幕，会上特别宣布著名布道家顾仁恩被捕，以便起到声先夺人的威吓作用，次日“人民日报”报道说“台下一片怒吼---该杀！该杀!”（实际会上只有一人高喊一声”“该杀！”）。同时“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会”也在腥风血雨中正式成立，这就是今天“三自教会”的前身。接着，一连串的控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的正式拉开了帷幕：样板例子如 ： 
    a.陈崇桂牧师一马当先控诉“马礼逊是英帝国主义特务”和“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”，俾治文，伯驾，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等宣教士。（事实上是当鸦片战争时期签订《南京条约》时，马礼逊早已经安息主怀8年之久了，可怜这位“德高望重”的“教会五老”之一的教会领袖，重庆神学院院长居然利欲熏心自欺欺人，明目张胆的作假见证），以此当上了三自会副主席。 
    b 、江长川牧师控诉同工陈文渊主教，此照片至今登载在三自纪念册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五十周年纪念影集》第16-17页上。（江长川牧师就是当今“小群”派的领袖江守道弟兄之父，曾经为蒋介石施洗，1949年时任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主席）。 
    C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,崔宪详，及邵镜三，女青年会主任施如璋三人联合控诉了宣教士毕范宇。 
    d、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了宣教士骆爱华。 
    E、青年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了宣教士梁小初。 
    F、圣公会主席陈见真控诉宣教士朱有渔。 
    以上诸公虽然当时是响应号召积极投入“控诉运动”究竟是被迫而为？抑利欲熏心？以及他们后来的下场如何？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。三自领导刘良模在“天风”中撰文题为 “怎样开好控诉大会”向全国发出号召，推广大搞斗争会的“经验”，迄年底的半年中133个大中城市就开了大型控诉会228次，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控诉会不计其数。 
   
    苦难期的后续事件
  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（诗篇16篇4节上） 
   . 1 ，在三自运动中，比较著名的教会领袖们，虽然有的成了积极分子曾经风光一时，或者迫不得已，但是不久也都在劫难逃：例如：曾经被胁迫参加三自运动的杨绍唐牧师，不久在1951年9月被“天风”指控为“帝国主义的走狗”，1952年倪柝声弟兄在上海去沈阳的火车上“失踪”后，直到四年后1956年被判刑15年，但是传云1972年6月死在上海青浦甪直（读音lu第三声）狱中（另一说法安息于 安徽 白毛岭 劳改场？至于史伯诚先生所编“倪柝声弟兄殉道史”，及香港建道神学院长梁家麟牧师按照有关方面的讲法，可信度如何见仁见智 ，据知倪弟兄的”衣帽冢“墓碑的确安放在苏州西山，与忠仆王明道夫妇墓地相距约10公里左右，）。 赵紫宸（就是当年被召见的19人骨干之一，成为三自的常委）不久也被指控并被撤销教职。 1952年春天，宗教处长何成湘亲自带领三自领导沈德溶，崔宪详，朱大卫等，深入耶稣家庭“分家”搞控诉运动，一年前曾积极拥护三自的敬奠瀛长老 ， 被控诉为“恶霸地主”，1952年“耶稣家庭”被迫解散。敬奠瀛被捕失踪下落不明，传云1957年死于狱中。曾经积极参加三自的，真耶稣教会的魏以撒父子被捕后下落不明。陈崇桂院长曾经专门写书，肉麻吹捧在四川主政的DXP，并通告全院师生“圣灵亲自启示我应当参加三自”积极参加控诉运动，当上了三自副主席，可惜好景不长不久被戴“极右分子”帽子，到死也没有摘帽子，其他诸公也大致在劫难逃。应了那句古话： 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（俗话说：推完了磨杀驴吃）。
    2、 1952年8月，62所神学院被全部接管充公改造他用（仅有极少数1949年前外迁去香港的师生得以幸免于难），1952年11月到1963年4月只剩下了北京的“燕京”，和南京的“金陵”，两所神学院接着合倂改名为“协和金陵神学院”，由三自会控制有名无实而歇业，停止运作直到八十年代中期。 
    3 、1954年7月，在“和平签名运动”，“三自革新宣言”、切断帝国主义联系、教产收归国有等一系列运动之后，“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”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，地点设在圆明园路英国领事馆后门----外滩就近，这就是“三自教会”的前身及由来。 
    这一行动标志着新一轮信仰迫害的开始，以前的“三自革新运动”人们可以被“自愿参加”，但是，如今把“革新”改成了“爱国”，如果再不参加，那就是上纲上线不爱国，就是政治问题就是 “反革命”了。 
    圣经真理和古今中外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政教必须分离，否则教会就必然变质，但是到了五十年代的教会，早已经成了政治运动的对象，尽管一些教会“领袖们”“海归派”操纵和带头参加 三自会 已成定局，但是神奇妙的保守了一些对主忠心的圣徒，正如圣经所说“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（列王记上19：18）那些少数坚持真理的弟兄姐妹们却拒绝参加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“三自”是一个政治组织，是为了拆毁教会而建立的，并不是神的教会。（有的一时受了蒙蔽或胁迫参加了，但当醒悟了之后就主动退出三自，他们先“上贼船”后来又“下贼船”正所谓上船容易下船难，遭遇加倍的苦难就可想而知了）
    4 、本来1949年前全国基督教有136种期刊杂志，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初期，只剩下官办的机关刊物“天风”，和王明道主编的“灵食季刊”两种了，这就形成了鲜明的真假对比。“灵食季刊”从20年代起，就常常刊登卫道的文章，到了1949年以后在政教勾结的形势下，就更加针锋相对一针见血了。1945-1955年间，虽然王明道没有上过神学，没有大学毕业，也没有牧师、博士、神学家的头衔职称，但却发表了许多卫道文章，直接向那些不信派和政教勾结的推行者们发出应战，其中代表性的文章包括：“害了神人的竟是老先知 ”，“ 一个被人恨恶的先知”，“两个被出卖了的人 ”，“ 一个卖了自己的人”，“ 巴兰的道路”“发怒的摩西”，“一个重要的警告”，“真理呢？毒素呢？”、“顺从人呢？顺从神呢？”、“坚决的态度与胜利的人生” ，尤其是“我们是为了信仰”那篇信息，震耳欲聋，喊醒了许多迷途的羔羊重新归回到羊圈中，这是他最后的一篇卫道文章，不日即被捕下监。二者多次针锋相对地论战，争论的焦点是：圣经是真理还是毒素？ 教会是属神的还是属人的？就在绝大多数圣徒传道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红色恐怖年代里，神却在首都“天子脚下”保守了以王明道为代表的继续吹角呐喊直到1955年，实在是神为了中国的教会，特别兴起的守望者们。
5 、四十年代起，向边疆布道的“中国佈道会边疆佈道团”，“西北灵工团”，遍传福音团”，大部分同工到了五十年代有去无回 ，1949年前后多已为主殉道，在人间蒸发。
    然而稀奇的是有一件鲜为人知的特别事件，当年中国为了争取加入联合国，曾多次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华，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却要求在北京拜访王明道作为条件。正因为这一要求，当局只好推迟了对王明道下手的时间，另外当局还幻想对他和其他那些教会领袖一样，利用王明道在教会中的影响力为他们驱使，甚至周总理在1954年冬天专门有内部文件传达，表示欢迎和王合作办好“中国基督教”，封官许愿说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领导职位，殷切期待他的合作。
    当王明道坚持政教分离，而拒绝与已经到达北京的哈马舍尔德见面后，当局才彻底放弃了利用王明道的幻想。此后，“天风”连续发表最后通牒式的文章，例如：丁光训写的“正告王明道”等，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王明道身上，正所谓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词”，这实际上正是下手的信号，果然1955年8月7日午夜，公安人员不走大门反而从房顶“爬”进王明道的家中，将其夫妇逮捕。 （参看“又四十年”） 1955年8月14日王明道夫妇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，也是《基督徒会堂》最后的主日礼拜聚会，这间建筑物也被献在祭坛上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，由杨润民弟兄领会，讲题：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（约翰福音14：18），宣布了神的忠仆王明道夫妇已经被捕的消息，会众痛哭散离，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次相聚了，其后几乎无一例外的陷入患难逼迫中被运动。 
    与此同时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对“王明道反革命集团”的大逮捕行动，北京的袁相忱、宋天婴、陈本伟、王长新，王颂灵、王绍武、吴以遵，广州的林献羔、王国显、张耀生、王永昊、上海的谢模善、曾约安、王世光，苏子殿，袁沐恩、许怀贞、王天经、包雅各，俞崇恩、孙务信、杨培滋，天津的初立鹏，陈明涛，青岛的王彤、砥国伦、浙江的陈燕生、陈恩鸿、福建的潘一言，杨心斐、林向途、云南的施传清等，大批圣徒不论是否与王明道有关，均以”王明道反革命集团”遭到逮捕。 
    1956年9月15日王明道因不堪狱中打骂逼供信折磨而软弱失败，当局迫使他：承认自己是“反革命”，不仅自己参加三自，并且必须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为条件，将他们夫妇临时释放。但他获释后却终日闭门思过沉默不语以泪洗面，自觉愧对基督及圣徒们的看望。于是1958年4月29日因为他不仅没有把教会带进三自，甚至自己也拒绝和三自来往，再次主动翻案被捕 ，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就以“反革命”罪被判无期徒刑。 
    1958年前后，大批圣徒被判刑流放到戈壁沙漠，北大荒，安徽的山区山西煤矿劳改，从此，人所组织的“三自会”就成了唯一合法的所谓“教会”，真正的教会表面上已经消失了，实际上开始转入地下，三三两两的圣徒“悄悄的”开始了在家中，公园，山上，山洞，荒郊，坟地个别交通祷告，这就是中国“炕头教会”，“家庭教会”，“地下教会”，“非法聚会”的由来。 
    1952年到1957年间，曾经被支持参加并建立“三自会”中有功的贾玉铭(后期竟然连祷告都不会了)、陈崇桂，倪柝声、杨绍唐等人，在略微放松或者风光了一年后，被利用完成不久都纷纷落马，各自被戴了“右派分子，帝国主义走狗，反革命，坏分子，”等帽子接受监督劳动改造，至于他们是被迫参加？抑处于自愿？以及各自的结局，只好留待历史评述了 。 
   6 、与此同时，在“合一”的属灵口号下，三自会进行了所谓的“联合礼拜”，（例如：北京内城里本来的65所教会被“合一”在2个教堂，上海本来的280所教会被合一在8个教堂，天津本来的40所被合一在1个教堂，广州本来的52所被合一在 1个教堂）留下来的教堂作为”“花瓶”摆设，给外界留下“宗教信仰自由”的假象。至此教堂和教产早已被全部充公，凡是神的仆人使女“人人过关“无不遭受逼迫，甚至连曾经在“和平签名”中的普通平信徒也因早已“浮出水面”而难逃劫数，大批圣徒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 
    从此，五十年代中期起，“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” 在各地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，省市自治区县制的常设管理部门，运作直到50年代末期，既然运动的对象教会已经”消灭了”，公开宣布牠“已经提前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”，於是原订的 “第三届全国会议”也就不必按原订计划召开了，日常工作也正式停止运作了，地方性常设机构也随之撤销了。 
   
   三、 隐藏期：1958-1971 
   主要特点： 天怎样高过地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（以赛亚书（ 55章9节） 
    1、 1958年以后，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、四清、整风以及后来的文革，像波涛汹涌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 神的儿女们，神也用这些苦难洁净着祂的教会。 直到1976年后，官方才公开承认文革是 “一场浩劫”“造神运动”，文革期间，“毛神”被吹捧为能够“洞察一切”、“一句顶一万句，句句是真理”，“毛神”的像遍布大街小巷千家万户，人人手执红宝书，胸前佩戴领袖像，早请示 晚汇报 ，成了被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。 
   上海的平信徒董银珠，戴老姐妹等因为多次寄包裹，亲自探监给劳改场里的圣徒们送去救命的衣食，被批斗戴上“反革命”帽子。有些曾经受迷惑的圣徒及工人，经过几年的亲身经历开始明白了，如：竺规身牧师曾经积极支持三自，而任全国三自常委要职，却因在被保护的“宗教人员学习班”中不肯随声附和唱“打倒上帝，打倒耶稣”被揪斗，方才开始认识到自己早已“走错了路，认错了主”。 杨绍唐曾向王明道哭诉自己在“压力下参加了三自”，1966年后因为不堪“街道监督劳动”及红卫兵的折磨倒毙在上海静安区街头。 
    2、 为了使“最高指示”不过夜传达到千家万户 ，半导体工业立即运作投产，收音机大量生产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这却为后来少数人“偷听”福音广播提供了条件，那期间有人竟然在圣灵的感动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福音，蒙恩得救（从八十年代后期前后，有更多人因为收听福音广播重生得救）。
    3 “毛神”的神圣不可一世神话，就在所谓“林彪叛逃事件”案中被动摇，中国人存在了空前的“信仰危机”，官方在文革后传达到千家万户的中央文件中。才公开承认并公布早已存在的“三信危机”包括： 
   1）不再相信马L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 
   2）不再相信社H主义可以救中国。 
   3）不再相信GCD是为人民服务的。 
   隐藏期的重大事件： 
    1、1966年 上海红卫兵在造反中，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，歪打正着揪斗了三自会全国秘书长李储文牧师，他既是“反动牧师”又是美帝国主义“特务”的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，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，李为了避免皮肉之苦，坦白出了自己本来是被组织派遣隐藏多年的；老“地下D员”的身份，原来这只披着羊皮的狼是圣约翰大学毕业，骗取了外国差会的信任，被保送到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（那是多年以来“新神学”的集中地）深造，然后以“海归派”身份返回大陆，在美国宣教士毕范宇身边做助手，李储文原来是丁光训和吴耀宗的得力领导，从事所谓的“和平工作”，（在他们的“和平工作”下，使成千上万的神的儿女们经受了水深火热的苦难，多少圣徒人头落地家破人亡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）。当周总理得知李被意外曝光时，立即被保护调回到ZF部门，任“外事处”主任，为了避免使教会中其他卧底的人再像李储文一样曝光，吴耀宗，丁光训，汪维藩，刘良模，刘年芬等人均在周总理的指示下“保护过关”。 
    2、 三自里面的积极分子戚庆才、汪彼得、唐守临（九十年代把儿子，孙子送到美国加州）、任钟祥等人也都在“宗教人员学习班”中天天高唱“打倒上帝 打倒耶稣”，在批判信仰中 平安无事，被保护过关，朱大卫牧师就是曾以工作组的身份，去山东马庄为耶稣家庭“分家”的骨干分子之一，贴大字报公开声称“要革上帝的命”，所以改名叫朱大革（文革后 又变回了 朱大卫），这批人都成了后三自时期的骨干分子 （也就是吴耀宗死后丁光训正式接班至今的时期）。 
    3、九死一生，像王明道、袁相忱、林献羔、谢模善、李天恩，俞崇恩、王颂灵、初立鹏、曾约安、陈燕生、王世光、杨培滋等少数劳改十多年的人，如今年老体弱反而在劳改中被神奇妙地保守下来，躲过了社会上的”三面红旗，四清，十年文革浩劫，大患难大动乱，成为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的中流砥柱和守望者，留下了不灭的火种。 
   四、结实期（后三自时期前后）：1971-1983 
   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，（约翰福音12章24节） 
   主要特点： 
    1 、文革结束以后，人们从恶梦中醒来，所面对的是严重地信仰危机，有形的教堂早已另作别用，但是真正的教会却以“家庭教会”的新形式遍地开花成长着，圣经虽然被烧掉了，神的话却永远刻在弟兄姐妹的心中。其实早在1972年前后，福音就如春风吹在大地上，各地的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静悄悄地成长起来，诚如“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”。七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国有3000万基督徒（因为难以准确统计），经过了苦难的30年的洗礼，在人看来已经被消灭绝迹的教会，信徒居然增加了几十倍之多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 
    2 、早在五十年代末，本来以为已经“提前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”的三自会，突然发现教会不但未被彻底消灭，反而 星火燎原 ，三自会才不得不 死灰复燃 ，就像丁光训当时所说“三自会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”，于是1979年起 ，三自会正式恢复工作。为了更有效地执行“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”，“限制 利用 改造 消灭宗教”的政策，这时吴耀宗已死由丁光训接班，一改过去吴耀宗那种杀气腾腾所谓“和平工作”，换成软硬兼施“笑里藏刀”，从此进入了“后三自时期”表面上改变了50年代血腥的镇压方式和策略，使用了“《引蛇出洞》”的老套路，哄骗教会“《引羊离圈》” ，加挂起了对外统战“基督教协会”的招牌，机关大门表面上是两块招牌，实质是 一个组织一班人马，名字叫作“三自两会”用“公约”，“规定”和“登记合法化”“受保护”软硬兼施的手段。哄骗教会《浮出水面》，同时加强扩大培养管理干部，派大批“爱国教徒”混入家庭教会中卧底随时掌握情况。 
 3 、另外从基督教义的根基真理上加以歪曲和淡化，把因信称义的纯正真理篡改为另一个“因爱称义中国特色”的假福音，因此使一些根基不深的信徒及工人受了迷惑，还向海外神学院派遣大批“神学生”留下，在海外教会中搞统战和卧底，再调遣一部分“海归派”以牧师博士神学家的身份回国管理基层领导更具迷惑力。 
    结实期的重大事件： 
    1 、经济改革开放前后，当局试图改换自己红色恐怖残暴的国际形象。 1972年，为了方便外事工作，开放了北京“米市大街教堂”专供外宾及使馆人员礼拜和供参观“宗教信仰自由”的景点。 
    1973年，丁光训在接待美国议员时称“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进入历史了” ，红旗手 江 青更说“基督教已经被扫进垃圾堆了”。 
    2 、1978-1980年前后，海外教会和机构以香港为基地，建立了许多中国事工部，例如：中国教会研究中心（赵天恩牧师是最早全力支持家庭教会，大力帮助并向国际介绍教会真相的神仆，大大促进了教会的大复兴），远东和环球福音电台，早期的福音证主协会等，通过运送圣经和福音广播配合，在帮助家庭教会迅速成长方面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 
    3 、1978年开始，李常受的异端呼喊派，（自称纯正的“地方教会”、就是现在邪教东方闪电的滋生土壤）利用香港天文台道的教会为桥头堡，在小群的基础上，在大陆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。 
    4、1978年底，上海公园中出现基督徒三三两两静静的谈道交通、祷告。 
    5、1979年，恢复外交统战部，三自会也在1979年全面恢复工作。 
    6、1979年4月，大陆第一间浙江宁波三自教堂正式开放。 1979年9月，上海第一所教堂“沐恩堂”开放，当局立即以“维持公共秩序”为名，加强管理取缔公园内的谈道交通。 
    7、 1978-1980年间，经历“劳改”生涯，九死一生活下来的极少数圣徒们，陆续被释放：王明道夫妇、林献羔、袁相忱、谢模善、初立鹏、李天恩、俞崇恩、陈燕生、曾约安、王颂灵、汪纯懿、郑慧端、杨心斐、蓝志一、孙务信、林向途、杨培滋等忠仆们。有的移居海外以外支内，但大部分都留在国内和家庭教会一起服侍主，较著名的家庭教会如广州的林献羔“大马站教会”及北京的袁相忱“白塔寺教会”，被众教会誉为南北两座金灯台。 
   1980年10月起，三自两会配合官方出令各地制定“三定”，“三不”和“十不准”及“爱国公约”等限制教会的条例。 
   1981年6月18日，荷兰的安得烈兄弟《敞开的门》组织了“珍珠计划”由海上偷运100万本小圣经，但由于行动过分张扬，单张报刊公开报道计划，路线，行程等细节，哪知把大批整包圣经投入大海逃之夭夭，在汕头海边迎接他们的不是教会而是 解放军，以致基本上失败。随即当地教会组织弟兄姐妹来到海边拾取 ，运送到内地支持许多教会。 
   1982年，丁光训接见外宾时，不得不编造谎言承认中国教会信徒已达到200万。 
    8 、1982年，在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的召集下，在河南教会召开“同工会”，“哭重生派”（徐永泽）、“三班仆人派”（徐圣光）、“灵恩派”（张荣亮）、中华福音团契（申先锋、申一平）等帮派开始乘机形成。 
    9 、1982年3月，中央19号文件下达，要求加强D的领导，明确“四个不许”并要“逐步削弱宗教影响，缩小宗教阵地…”。1982年浙江省东阳县，义乌县和河南省多处教会均遭到公安暴力取缔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也发生同类事件。 
    10 、1982年9月19日至24日，三自两会召开“北京会议”，肯定了三自过去30年在光伟正 D 的领导下“成绩”很大，继续既统战又斗争的新路线，以丁光训为首的新领导班子正式组成。 
    11 、1982年底原“小群”的长老唐守临，任钟祥受命著文“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”，先在内部散发“放气球”试探反应。 
    12 、1983年“反精神污染运动”开始，6月“天风”正式发表了“抵制李常受的端邪说”，发出了全国重新镇压的信号，全国约70万信徒受到牵连甚至有的遭逮捕（真正属于呼喊派者不足百分之一）。 
    13、 1981年 – 1984年，除了“金陵协和神学院”又重新一分为二南北扩大建制外，各地区性神学院纷纷建立，加紧培养“三自教会”管理干部、牧师和长老。 
    14、 自70年代末开始，直到现今海外的灵恩派，呼喊派等大举搅扰家庭教会，用金钱，书籍、讲员等资源来扩大他们的势力，收买家庭教会。 
   五、 混乱期：1983----2000
   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在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。（彼得后书2章1节） 
   主要特点： 
    1、随着经济改革开放，实行了市场经济，海外教会和一些福音机构大量进入家庭教会，除了一部分是真诚传福音，关心家庭教会外，不少是怀有野心发展自己的宗派，甚至是在发展个人势力，典型例子如被北方教会称为披着羊皮的色狼，新加坡灵恩派自称李约翰牧师，是极为恶劣的例子（专门向年轻姐妹下手，当他在北方已经臭名昭著，不得不转移到南方一带活动，不知道新加坡教会怎样看待这类事件?。 2、随着公路交通发达，大众传播带来空前的方便。 
   比如李常受的“地方教会”，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南韩、北美的极端灵恩派，更以经济、资料，教师等为诱饵发展泛滥，“哭重生”、“呼喊派”、“安息日会”等，彼此结党纷争，互不相让，把一些似是而非的“别的福音”，传给初信的人，初建立的教会，造成中国家庭教会的空前混乱。 有的地区，还出现了一些“教霸”，把教会当成是私有财产，不按照正意讲解圣经，全凭个人的意思，把教会封闭起来，外面的信徒进不去，里面的信徒出不来。 
    3 、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倡导 的大陆基督教会合一的“信仰告白”出笼，招来当局的注意和逼迫，“东方闪电"从“呼喊派”中崛起，用谎言和黑社会手段,甚至黑白道勾结，群狼般的扑向家庭教会，因此在某些地区造成了教会分裂，白天杀人黑夜放火人命关天的严重后果，甚至他们的黑手伸到了海外。 
    4、三自两会依靠势力通令全国，强迫家庭教会登记就范，“浮出水面”并制定“条例”和“规定”，先在一些城市试点，再由中央制定法律形式以便控制教会，对外加强统战“互访——交流”，邀请名人、机构、来亲眼见识假象的“宗教自由”， 一些左倾海外教会偏听，偏信，偏看自由的假象，用自己短暂走马看花的“经历”，回到海外大肆宣传，充当传话筒，起到三自会起不到的欺骗作用，使得家庭教会背腹受敌雪上加霜，甚至有的名人得了三自的好处，在海外电视媒体中说家庭教会是“乌合之众”，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寇世远曾邀请三自领导丁光训访台，遭到台湾教会的联合反对。 
    5 有的“好心人”要让家庭教会与三自会“合一”，这正是三自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，例如：葛培理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儿子在杭州成立的“东门宣教会”。 还有海外的一些异端邪说，例如：安息日会、摩门教、耶和华见证人、基督教科学会、新约教会，被扭曲的加尔文神学归正宗派，极端灵恩派等，也纷纷藉着不同形式进入中国，国产的进口的各式各样的“神学培训”泛滥成灾，把教会搞的乌烟瘴气、一片混乱。 
   混乱期的重大事件： 
    1 、1984年由国务院提名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团，由邝广杰、滕近辉、梁林开、郭乃宏四人带队共21人应邀访问北京，访后为三自会向海外大肆宣传。 
    2、 1984年9月，三自会邀请葛培理访华。 
    3、 1985年4月，爱德基金会成立，由海外全部供应资金、先进设备、和纸张印刷“三自会发行”的圣经，岂不怪哉？。 
    4 、1985年10月“野地神学院”在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援助下运作，却先后正式分裂成“灵恩派”“哭重生”派、“旷野派”、“三班仆人派”，“中华福音团契”等帮派。 
    5、 1985年–1986年，葛培理布道团发表文告，为“三自教会”涂脂抹粉定性作证，宣传中国是“信仰自由”的。 
    6 、1987年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，继续抓人。 
    7、 1987年4月，广州试点颁发了“宗教活动暂行规定”。 
    8、 1987年8月，三自会的“成都会议”强调加强农村工作推广规章制度。 
    9 、1987年，葛培理应三自之邀即将访华，三自的“天风”大造舆论称赞葛培理的举动是为三自“夺取了一块阵地，在福音派的后院放了一把火”，不料葛培理经过东京时在酒店内，摔断肋骨而半途返美，他们的如意算盘遭到神的警告。 
    10、 1988年，葛培理不顾神的管教继续步巴兰的后尘，终于“成功访问大陆“受到官方高规格接待，然后为三自大肆宣传，使家庭教会腹背受敌，当局立即加强了对家庭教会的“打压力度”，许多家庭教会教牧同工被捕入狱，（不久葛培理被蜘蛛咬伤，从此健康日下） 
    11、1988年3月广东省颁布了“宗教活动规定”，北京等地跟进发布类似文件，为打压林献羔、袁相忱等处的家庭教会作法律准备。 
    12、 1988年8月-12月半年中，广州的林献羔6次被公安“传讯”，北京的袁相忱也屡次遭到“传讯”，并命令、干扰他们的家庭教会停止“非法聚会”。 
    13 、1988年冬，“基督之家”的创始人寇世远欲仿效葛培理求访三自未获准，只得半路停在香港召开了一个“寇世远牧师、教授、监督新春布道培灵大会”，可惜参加人数不过三四十人，最后无功而归。 
    14、1989年6月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向教堂和教会，令三自恐慌、不知所措。 
    15、1989年7月由葛培理和王永信召集，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了“第二届洛桑会议”，同时邀请家庭教会代表和三自代表各500人参加，借此希望达到双方教会的合一，只可惜双方均无一人出席，后来“天风”著文骂葛培理是“分裂中国教会的罪魁祸首”，落得上下里外不是人。 
    16、 1990年前后起，某些香港主流教会和基督教机，陆续倒向三自，与三自合作频繁。 
    17、 1990年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（林献羔家中的家庭教会）再次被抄家，断水断电，国际媒体迅速报道，教会积极增援才恢复补足被抄走的教会侍奉用的音响、照明、桌椅板凳、生活用品、等用具设备，得到更新。 
    18、 1990年7月27日福建漳州许碧瑞，潘一言母子被抄家，当时带领查经的宋天婴姊妹以“流窜犯”的罪名被捕押送回北京，不久安息主怀。宋天婴是宋尚节牧师的长女，曾因拒绝跟随神学院长贾玉铭参加三自被捕入狱20多年，（贾玉铭是神学院长、宋天婴当时是神学生）后在河北保定第一监狱——名称《静安翻译公司》继续劳改服刑（劳改犯留用）。 
 19、 1991年2月5日中央“6号文件”以反和平演变为名，加强对教会的控制，文中明确指出“宗教是和平演变的基础…要抵制海外参透及反华势力分裂教会。” 
    20、90年代，南韩灵恩派利用地利、人和、经济等的优势向山东、东北地区家庭教会渗透，竭力推行灵恩运动，建教堂，神学院，培训班等。这些有形的建筑物，大多很快就以“非法建筑”藉口被没收充公。 
    21、同时期新兴的异端邪教“东方闪电”从”地方教会呼喊派---小群“中突起，在短短十年中泛滥神州，甚至扩展到海外，居然未受到当局干涉能不令人怀疑？。其对教会的干扰和破坏力仅次于三自会、灵恩派，远大于“哭重生派”、“呼喊派”、“三班仆人派”和“安息日派”，近六十来最大的异端是三自会，造成最大混乱的是灵恩派，最大的邪教是东方闪电。 
    22、1991年2月国际“基督教协会” WＣＣ接受三自为会员，此时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信徒人数已增至五百五十万。 
    23、 1991年3月北京袁相忱牧师4次被传讯。 1991年6月-9月，河南、浙江等一带家庭教会遭三自会带公安抓人，取缔聚会，抓人后酷刑拷打及罚款。 
    24、 1991年7月28日神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安息主怀。1992年4月18日王师母刘景文也回到天家，他们服侍了那一代人，安息主怀，骨灰埋葬在苏州太湖东山。 
    25 、1992年1月丁光训向中央建议，加强限制海外对中国教会渗透。1992年起，南韩某些教会开始与三自来往交通促进“双边关系”。 26 、1992年5月份 由统战部、公安部、三自两会组成的三合一代表团，访问南韩教会，并应远东广播电台的邀请，参观设在南韩的益友发射台，双方有“美好的交通”，从此，“心里话”节目在黑夜中被取消。同时期“基督之家”创办人寇世远几经斡旋，终于得到三自同意，访问三自，在上海、南京等地参观演讲，返美后为三自会大肆宣传，并在旧金山湾区华人电视台“天人之间”节目中诽谤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群“乌合之众”，令人奇怪的是，不久因意外内脏大出血 （并不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脏病引起的），便暴死在美国一流的斯坦福医院手术台上，令众教会感到意外！。 
    27 、 1992年4月谢模善牧师在火车上“失踪”被捕，押返上海。 1992年5月山东枣庄多义沟千人聚会遭当局驱散，教会领袖郑云苏被逮捕下监被判刑劳改，房子被拆，同时期，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事件发生，如：安徽阜阳、蒙城，河南唐河、社旗等地。再一次证明了树大招风的错误路线。 
    28 、 1992年6月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，中国信徒人数已达6300万。 
    29 、 1992年3月、10月、1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三次遭当局查封，人数由900居然猛增加到2000多，天天都有聚会，主日多堂聚会盛况空前。 
    30 、 1992年8月丁光训要求海外教会以经济援助三自，说“教会应当彼此相爱，不分国家，”这和他半年前向中央献策，要求中央加强限制海外教会的渗透，自相矛盾 充分说明了他要钱不要主的嘴脸。 
    31 、 1992年9月广东省基督教访问团，由省三自头头神学院院长黄广尧带队访问香港，一方面说为了顺应改革开放，搞活经济的需要，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广东教会办旅游事业，就是把50年代以来收归国有的教堂、教产，办旅游事业；另一方面同时说：因为教徒大量增加，现有的一个教堂已经不够使用了，因此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在广州盖新教堂，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50年代以来没收的大批几十间教堂教产，为什么不用来给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呢？反而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建新教堂？为什么教堂要改为旅游事业用呢？
    32 、 1992年9月爱德基金会，与葛培理儿子的“东门宣教会”合作印刷“三自两会发行”的圣经，曾经服侍过王明道先生的张贵贤自称是王先生的弟子，就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。 
    33、1993年陕西安康教会遭到驱散，多人被捕，青年信徒来满平被公安活活打死，1994年1月4日湖南洞口县石柱乡郑本生弟兄也遭同样毒手，成为新时代的又一位殉道者事件被曝光，从一贯消息封锁的惯例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 
    34 、 1993年9月三自两会两名代表访问台湾教会。 
    35、 1994年3月—4月经过各地试点后，由国务院正式颁布“宗教活动登记办法”，内部文件更详尽地规定教会的行政，财政，组织，活动，管理等细节，为的是“保持宗教政策制度化，法律化”。该文件竟然促成 北京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作了“异梦，异象”？---城造在山上，申请登记受保护不料落空，近千人的教会分裂近乎殆尽。1994年1月30日中央144号和145号文件颁布，再次强调加强“规定”和“条例”的实行。 
    36 、 1994年2月2日福建漳州潘一言弟兄再次被捕抄家。 
    37、 1994年4月海外部分左倾教会，应邀参加杭州举办的“1994年华人事工研讨会”，香港宣道会等积极与三自合作。香港宣道会的荣誉主席是滕近辉牧师，建道神学院的现任院长梁家麟牧师是三自的喉舌。 
    38、 1995年三自两会在“吴耀宗先生百年祭”中，出尔反尔否认“三自爱国运动是周恩来政策的产物”，令人莫名其妙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！ 
    39、 1996年11月26日，由赵天恩牧师主持，哭重生派，安息日会派，呼喊派，灵恩派等不同信仰的头头们 ，徐永泽，张荣亮，王义民，申一平等人联合签署“合一宣言”及“信仰告白”招摇惹事，向海外教会筹款要钱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 
    40、 1998年 海外基督使团OMF领导，戴绍曾牧师（戴德生牧师后代）正式公开访问三自（据知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多次私下访问开始了）。 
    41、 1998年9月“丁光训文集”出版，主要内容是用“因爱称义”取代“因信称义”，有关方面召开发布会为丁撑腰，明确丁的神学思想具有“里程碑”划时代的作用，将继续指导中国教会照此办理。 
    42 、 1999年5月7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三位研究生，崔秀吉，陈顺富，陈咏三由于被认为“反三自”，在丁光训的主持下勒令退学。 1999年6月18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另外三位同学，刘义春，李志敏，罗云飞，因为不苟同于丁光训的三自路线，主动退学，紧接着2000年6月7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以“经常进行违法宗教活动”罪名开除了该校老师，研究生部主任季泰，并撤销牧师职务。
    以上点滴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挂一漏万，不免以偏概全，期待您们的代祷，指正修改补充参与其中，至于2000年以后的情况，留待以后陆续讨论，以便更好地服侍苦难中的教会 以马内利
   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愿荣耀，威严，能力，权柄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归与他，从万古以前，并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【犹24-25】。阿们。
    无用的主仆王英等 
    主后2016年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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